摘要:“温柔”对待土地多年前,鹤丰生态农庄负责人仇明惠追随着父辈的脚步来到有着“中国最美村镇”光环的牌楼村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吴声栋,在牌楼村鹤丰附近承包了8亩地,取名“东禾光”,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创业之路。

“温柔”对待土地。一个难挣钱的行当,却吸引学者与行业精英纷纷投身,究竟有啥魔力?-ROR·体育(中国)

眼下,正是南汇水蜜桃上市季。在上海鹤丰生态农庄的百亩桃园里,生态养殖的桃子饱满多汁,令人垂涎欲滴。其中不少已经被家庭认养,只等着成熟的那一刻,直送到“主人”的家中。

在生产端提倡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,流通环节强调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,这样的模式,对于国内大部分消费者来说,也许还显陌生。在国外,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——社区支持农业(即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,以下简称CSA)。2000年初,这一模式在国内萌芽并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投入实践,逐渐衍生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“社会生态农业”。

这一听来供需方双赢的模式,发展却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有人在历经挫折后退出,有人还在想尽办法寻找盈利点,仅有小部分从业者实现了平稳发展。

这,究竟是为什么?未来,它又将走向何方?

“温柔”对待土地

多年前,鹤丰生态农庄负责人仇明惠追随着父辈的脚步来到有着“中国最美村镇”光环的牌楼村。在偶然的契机下,踏入都市农业的圈子。

“在上海近郊,土地租金以及人力成本较高。当时觉得,生态农业的农产品质量高、附加值高,且可持续,所以满怀斗志地开始做了。”她也意识到,依赖传统的经销渠道,产品的售价不好把控,销售容易不稳定,也不利于农庄的品牌化发展。“假如自有的三四百亩地,辐射到周遭三四十公里范围的社区,既能为消费者直供食物,也能反哺农场运营,岂不是‘两全其美’?”

于是,她一脚踏入了生态农业。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,通过羊粪、稻糠、菇渣等堆肥,以及生草栽培、微生物肥等方式,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。并且,通过农园认养、桃子预售等方式,与周边社区的居民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,部分产品通过会员预付或者储值购买的方式,定时送到客户的手中。

一个难挣钱的行当,却吸引学者与行业精英纷纷投身,究竟有啥魔力?-ROR·体育(中国)

后来,仇明惠才了解到,这样的生产模式在外国被称为CSA。如果说她的探索属于无意为之,那么在上海,还有一些人或是出于环保理念,或是受“乡愁经济”驱动,从一开始就已清晰地将该模式作为立足之基。

“有机农业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土壤。”上海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相关负责人宋元园经过多年的实践,才终于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。他的求学经历颇有些丰富,从经济类转向植保,最终落到了土壤研究上。“有一次,我和同学去外地做农田污染调研,工厂排放污水黑水,附近农田状况触目惊心。当时我就在想,中国的农业怎么办?”

有机农业并不是“放养”,而是遵循一定的标准,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、化肥等前提下,实现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。

“这是对田间管理的很大考验。”最重要的,是通过增加使用有机肥等方式给土壤“强身健体”。工作人员还想出多种方法防治病虫害。比如,蔬菜稀植让通风效果更好,种植薄荷、迷迭香等驱避害虫,或者引进天敌如赤眼蜂等等。

农场一年分春秋两季制定种植计划,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调整。在消费者端,通过会员预订以及菜篮子定期送的方式,触达客户群体。“客户想吃什么、不想吃什么都可以沟通,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。”

“温柔”对待土地,也会获得同等的自然回馈。在鹤丰生态农庄,桃园病害鲜有发生,还能经常见到以前少见的独角仙、萤火虫等昆虫。百欧欢基地内,刺猬、黄鼠狼等动物时不时就会出没。

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
从环保的角度来说,社会生态农业的价值毋庸置疑。如果转换到经济视角会发现,这一模式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放眼上海乃至全国,真正实现稳步发展并盈利的CSA农场,只占少数。

“最主要的一点是,消费者端的驱动力不足。”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增金指出,国外是一部分家庭主妇为了有机生态农产品主动寻找合作社,因此更加有积极性预先支付费用,对产品更加信任。国内是学者、行业精英和乡村精英从生产端开始探索,推进起来可能会相对艰难。

生态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影响了大众的选择。比如国内的有机产品,一般在市场普通产品价格的3至5倍。

成本究竟高在哪里?以鹤丰为例,仅仅是桃园垄上人工除草,在生长旺季时就需要额外招募20名临时工。有机肥也是高投入,一亩地如果使用化肥需要1000元左右,微生物有机肥则需要约3000元。

“我们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在1.2万元,而常规种植的农场基本控制在6000至8000元之间。”仇明惠以水蜜桃为例,“最优质的产品可以卖到每斤76元钱,听起来很赚钱,但是生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,水蜜桃的商品化率基本只有50%,其中,优质桃又只占到20%。一旦碰上特殊天气,更容易产生损耗。像是去年的台风天,我们损失了几千颗桃树,将近一半。”

在生产成本之外,还有市场教育、营销推广、精致包装、流通配送、产品损耗等等综合费用,共同构成了生态有机农产品的高售价,令大多数人“望而却步”。

即便是消费者接受了较高的价格水平,与生产方之间的信任关系,也关乎着CSA模式的推广。按照“收益共享,风险共担”的理想模式,消费者需要提前预付资金用于生产,可是,他们靠什么相信产品属于生态或者有机产品,以及如何愿意去共担生产的风险呢?

目前,有机农产品虽有严格的认证标准,但是与绿色农产品官方认证不同,它的认证机构均为第三方公司,没有了政府的背书,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。

“2018年前,第三方认证机构不超过30家,到目前全国已经有八九十家,想认证的企业每年大约要缴纳1万多元的认证费。”业内人士介绍,这几年来,有商家以有机产品为噱头,高价倒卖收购来的普通农产品,不仅自毁招牌,也让行业蒙受阴影。

另外,CSA强调的风险共担,即歉收的时候,共同承担损失。放在国内,消费者们也很难去接受。“我们一般是收益共享,如果出现了生产损失,也由自己来承担,和客户沟通好,延期发货。有时菜的品类少了,老客户们也不会计较那么多。”不少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“社会生态农业+”的可能性

今年3月,仇明惠有了一个新的合伙人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吴声栋,在牌楼村鹤丰附近承包了8亩地,取名“东禾光”,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创业之路。

“在上海近郊,适宜发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优势,并以此来反哺农业。”东禾光生态种植的小番茄以及玉米等产品,可与鹤丰一同搭配,提升整体的丰富度。同时,吴声栋计划基于自身的科研优势,推出科技研学项目。比如带着小朋友收集各种叶片,提取DNA做电泳分析等等。

单从产品生产端来看,社会生态农业的市场较为细分,体量并不算大。不过,从国内外发展趋势以及经验来看,它的模式和功能发挥其实可以更加多样。

日本各地在进行CSA开发时,注重将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融入农事活动,从而增强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体验性和教育意义。很多地区设立“儿童农园”“学校农园”“科普农园”等。在国内,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。许多CSA农场会开展体验式活动,例如采摘节、农事科普、消费者体验耕种等。

“一方面增强彼此的信任感,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关注健康、农业文化、农业旅游的消费者。”业内人士指出,越来越多的大资本开始布局生态有机农业,电商平台等主流渠道瓜分市场份额。与此同时,普通农产品的品质也在提升。“这无疑为CSA农场带来了压力。生产方还是要通过现场体验、食农教育等多重功能叠加的方式,保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。”

一个难挣钱的行当,却吸引学者与行业精英纷纷投身,究竟有啥魔力?-ROR·体育(中国)

挑战与机遇并存。随着国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提升,以及科技创新降低生产成本,生态有机农产品的消费空间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。“上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,大量高收入群体,便捷的网络、交通和物流条件,以及先进的生态有机产品种植理念和技术。曾经不占优势的自然环境,在近几年污水纳管、河道治理等集中整治下,也转变为实践社会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。”

在土地规模有限的情况下,上海也可以成为新技术、新理念的试验场,基于此进行技术输出。近几年来,百欧欢已在湖南长沙、浙江嘉兴,以及四川成都落地了相关项目,将生产物流、供应链管理、休闲农业等单独或者打包复制给当地,发掘出新的增长点。

“当下,产业化农业仍然是国内的主导,侧重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。CSA更重要的作用在于,提供生态有机的更高品质农产品,以及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更高收益和更低市场风险。”刘增金认为,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,快速响应的食物系统很重要。通过产业化农业、社区支持农业、阳台菜园以及应急储备体系,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的城市食物供给体系。“在本轮新冠疫情期间,CSA模式的农场基于合作关系,快速地触达用户,基于长久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对接产销。”

同时,他指出,收益缓慢的社会生态农业,需要一些硬支持。政府可以扮演好规划者与支持者两大角色。例如,对符合有机生产规定的CSA用地提供一些优惠;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有机农业与生态农业项目;吸引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进入CSA项目,以及引进保险机构、完善有机认证等。

农户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自身实力。目前CSA农场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零散,大部分通过熟人介绍,口口相传。未来CSA农场不仅要加强与单个消费者的联系,还可以考虑与高档餐馆、旅游景点、商业超市合作,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,防控风险。

“科研,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”,在仇明惠办公室墙壁的日历上,有这样一句话。其实,社会生态农业又何尝不是一场“马拉松”?